每隔1-2年,中国的软件产业、投资行业,都会对于中国的软件产业的现状、未来、前途,进行一轮激烈的讨论,这背后是中国的软件产业的冷热不均、信心大幅波动的产业周期。

中国是一个高速发展、国情复杂、产业多元的大国,这种对于产业的多空预期进行辩论的情况是正常的。

我刚好这两天在成都参加腾讯云的SaaS加速器的结营,和非常多同学都聊了这个话题,有了挺多的感触,“中国的SaaS”本来就是一个的标签,但是这个标签被承载了太多的期待和想象,也集中代表了中国的经济在新旧动能转换、新旧代际转换中的挑战和矛盾。

中国的SaaS、软件产业有没有前途?我认为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,而且我认为这个产业是中国未来的20年,最好的产业之一,是一个至少20年能够增长20倍的产业(每年20%左右的复合增长率,持续20年),我的乐观的理由,其实和多数的软件行业的创业者是一样的,我自己归纳下来其实就是:计算机的摩尔定律 * 积累的复利效应,这个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的逻辑,没有啥区别。

只要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、软件技术的历史足够了解的人,没有人会真的怀疑,中国的数字化经济的规模,软件产业的规模,会达到非常高的规模,中国软件产业也会孕育出很成功的企业。

人们差不多找不到在宏观层面看衰中国软件行业的理由,在和软件产业高度相关的消费互联网、新能源汽车、游戏、手机、通信等行业,中国都已经是规模第1、增速第1。

软件行业的区别在于,宏观层面的积极因素,和悲观层面的消极因素,有着很突兀的反差。这种反差中间没有过渡地带,也缺少合理的解释,对于软件企业的经营决策,造成了很大的困惑。

我想很粗浅地讨论两个问题,第1个问题是,为什么中国的软件行业,会有巨大的乐观-悲观的波动,这种波动是所有的从业者都深有感触的,第2个问题是,中国的软件产业从曲折前进到健康发展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。

为什么中国的软件行业会有巨大的乐观-悲观的波动

关于第1个问题,我的观察是:中国的软件行业,在过去的10年之中,选错了发展的两个参照系,一个是美国的SaaS产业,一个是中国的互联网平台,这两个参照系,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资本市场、投资者、创业者,对于软件产品、软件业务,有了脱离产业规律、脱离技术规律、脱离市场需求的错误预期(预期太高了,预期也太急了),进一步导致了行业出现了过度的竞争(比如,2019年-2021年),以及随之而来的过度的收缩(比如,2022年-2023年)。

中国的软件产业之所以会遇到挑战,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软件产业没有需求、没有增速、没有政策支持。

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,底层的动力只有一个,是否能够提高生产率,具体来说,是有提高有需求的商品的生产率,从而能够带来更高的资本回报率,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、人才进入,扩大生产、扩大市场,从而带来了产业的发展。

显然软件行业是符合这个条件的,中国的软件行业在过去的30年,也一直都是高于经济的平均增长率和利润率的,也吸引了足够多的人才和资本的参与。

我们假设,A、B、C三个时间点。A点是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综合工业水平,B点是中国今日的电子信息(包括toC和toB,软件和硬件)的发展水平,C点是中国10年后的软件产业的发展水平和产业规模。

基于A点到B点的成就,差不多所有人对于B点到C点的发展预期、发展信心,都是非常明确的。真正的分歧和困惑,是从B点到C点的路径和时间,也就是路线问题和节奏问题。

中国软件行业,对于什么是正确的路线、什么是正确的节奏,一直都是以美国的软件产业作为唯一的参照系,在过去的5年的SaaS投资的热潮中,这个参照系的权重被进一步放大,因为当时美元资本是最大的LP,纳斯达克是最大的资本市场,软件股是最大的板块。

美国的软件市场,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,其产业基础、产业规模、产业利润率,是建立在美国的科研实力、资本市场、经济规模的绝对领先的背景之下(1960-2020年的60年的软件产业的大周期),全球最顶尖的软件人才,都会前往美国去寻求发展,美国所有的大企业都在买软件。

很少有国家,会认为自己可以复制中国在工业上取得的艰难突破和巨大成就,但是中国的软件产业的参照系,一直以来就是美国的软件产业。

之所以美国的参照系对于中国的影响很深,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是软件、互联网、SaaS这些技术创新、商业模式创新的源头,一方面是中国的互联网行业,取得了和美国接近的成就,这个成就也极其耀眼,让中国的软件产业,也被给到了很高的预期。

因为软件产业就是世界上最前沿、最复杂的产业之一,有着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,要积累这个产业的经验、知识、人才,本来非常漫长的,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可能简单,但是在中国,软件产业不仅要追上美国,而且要以直线追上,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,在这种预期之下,情绪上的波动和落差就是在所难免的。

中国因为巨大的市场规模、人口红利优势、举国体制优势,所以在城市化、工业化、全球化的三个红利叠加的周期之中,经历了一个长期的、稳定的、持续的高增长(1980-2020)。持续的增长、不断的进步,就是大多数的软件投资者和创业者,关于经济发展唯一的体感。

人们一方面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理所应当的,也认为新的产业,也应该保持这样的增长。但是人们忽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,就是中国的1980-2020年的增长周期,是因为1950-1980年,在不断的进行基础条件的积累,这前面的三十年的积累,人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,但是很难表达在GDP的增速上。
只要把增长预期、回报预期,放到一个合理的区间,有一个复利增长、综合增长的战略框架,都会发现软件行业是很有吸引力的(还有啥产业,可以保持20年以上20%的稳定的复合增长率),剩下的问题其实就是Who和When。哪些软件企业能够实现复利增长,什么时候复利增长会达到临界点。

拐点到底什么时候到

我认为其实就是2022年-2023年的这两年的时间,我看到的供给侧、需求侧的变化,让我相信,我们已经越过了拐点,中国的软件产业其实已经进入了新的周期。

ToB的软件就是产业的基础设施,产业的生产活动、经营活动,是建立在软件的基础设施之上的。

任何基础设施,都有一个基本属性,就是要达到临界质量(critical mass)才能够展现出效率上的优势,从而实现对于上一代的基础设施的替换。高速公路、铁路、通信,都是如此。10年的周期里面,8年积累,2年爆发,这就是时间尺度上的二八定律。但是人们往往不愿意接受8年的积累,只想要2年的爆发,这是违背物理规律的。

决定软件产业的增长速度、收入规模的几个基本变量:消费者的收入水平、企业的利润水平、基础软件&基础硬件的普及、软件人才的规模、软件技术的发展。这几个变量,都是以确定性的趋势在爬坡的,而且没有一个可以用非线性的速度突然膨胀,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积累出来的。

中国的任何与生产力相关的基建的投资,政府的公共支出,都是最重要的支出,在过去的10年之中,中国政府在投资的基建,是三个铁家伙,高铁、5G铁塔、地铁。一个东部省份的一条地铁建设的投资,就可以占到中国一年里所有的软件公司的一级市场的投资总额。上海19号线一公里的投资额是20亿,这条线的长度是48公里,将近1000亿的投资额。

其实从2019年开始,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对软件占比很高的新基建,也就是云计算、AI进行大规模的投资,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,只要可以充分拉动生产力的基建,中国政府都有足够强的动力与责任去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,这是保持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战略。

上一代基建的投资只要进入饱和期,中国政府一定会面向新一代的基建,启动大规模的公共投资。这是中国政府在过去的70年里面,最稳定的一条政策设计的主线,无论中国再穷的时候,都是如此,没有任何的摇摆。中央政府的基建投资,也有自身的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周期,越是大的船,掉头也需要更长时间,但是一旦启动,就会释放巨大的动能。

数字化的基建,在经济和政策属性上,其实和传统的基建,并没有太多的区别。中国从90年代开始投资的通信技术,就是第1代的数字化基建。中国过去30年在通信技术、通信设施上的投资,总量是全球第1的。

我们今日总是把软件创新、软件生意和硅谷联系起来,就像30年前,我们总是把通信技术的创新和生意,和美国、北欧联系起来。而今日全球通信技术的创新中心,就是中国的深圳。

经过过去的5年的大型软件项目、硬件项目的建设经验的积累,现在体制内已经有非常多高级别的领导干部,对于数字化技术的熟悉程度、理解深度,已经不弱于大型企业的CIO,甚至是软件企业的创始人。

供给侧最重要的变化(其实核心变量就是企业软件的综合成本的下降),其实就是云计算的普及、复合型软件人才的普及。

云计算,无论是公有云和私有云,在中国的普及率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,企业软件的部署成本、运维成本,都出现了实质性的下降。作为一套企业级的数据挖掘平台,我们自己的平台产品,已经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部署,在4年前,这个时间需要至少一周以上。

在过去的5年之中,大量的重点院校的大学生、研究生,都学过了Python。几家主流的在线IT培训机构上,上过了Python入门课程的学员是超过了1000万人的。这意味着,中国现在有3000万左右的年轻人,是会写Python的。这种现象,类似80年代全民学习英语的热潮,上一个学习热潮的驱动是全球化,这一个学习热潮的驱动是数字化。

人们今日也很难想象,30年前中国人和外国人做生意,都是要带着翻译这个岗位的。

非常多大型国企的总部,包括三大运营商、六大国有行,在过去的3年之中,也陆续开始针对年轻员工,以几千人、上万人的规模,进行持续的Python培训、数据分析技能竞赛。

也就是说,中国的企业内,经历了初步的软件教育、掌握了初级的开发技能的员工总数,现在是大于整个软件产业的从业人数的总量的。

这些经过了Python培训(也有云计算、SQL的基础知识)的年轻人,本身就是数字化原生、互联网原生的环境之中成长起来的,这意味大量的软件产品的配置、运维、调试、实施的成本(这其实占到了软件产品的综合交付成本的80%),其实是可以被业务部门中的数字化人才给覆盖掉的,业务部门也开始能够越来越清晰的提出,自己对于软件产品、软件技术的需求到底是什么,这在5年前仍然是很难做到的。

这意味着软件产品在营销、落地环节的成本,都在快速下降,只要价格战、恶性竞争停止下来,其实非常多软件公司、SaaS公司,都在今年实现了季度乃至月度的盈亏平衡。

一个投资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(比如铁路、通信、软件),当其边际效益大于边际成本的时候,其实就是其发展速度、投资规模进一步加速的临界点,在这个临界点之前,领域的从业人员就是很艰苦的。

我个人的观察是,中国的软件产业,这个临界点就是2022年-2023年,其代表性的指标,就是软件产业的公共投资的规模占比、云计算厂商是否可以开始盈利、标准化的软件产品的企业是否可以开始盈利,我的观察是,在2022-2023年,陆续会有一批优秀的软件企业,可以达到这个临界点。

最后简单聊下美国的软件市场,我个人觉得对于中国的软件厂商来说,出海是一个很好的战略选择,背后的逻辑就是美国软件的需求增长仍然很快,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即便在美国市场也是有竞争力的。我们公司也很认真考虑过这个选项。

但是出海并不是唯一的战略选择,我认为相比软件出海去欧美市场,坚守在中国的软件市场,可以抓住一个独特的红利,而且是在美国市场之中抓不到的红利。因为美国的软件市场的需求还是太特殊了,其实并不能够代表数字化技术真正的需求,以及真正的潜力。

数字化的进程,无论在美国、欧洲,还是其它地区,其实仍然是在很早期。未来的数字化的最大的增量市场,其实不是美国,而是中国,以及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,这些地方的需求有更丰富的层次,以及更薄弱的基础。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,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,都希望用更薄弱的基础、更少的成本,得到更加丰富、更加强大的功能。

对于数字化技术来说,最大的市场,是全球市场,就是全球的消费者的生活方式(Shein、TikTok和米哈游过去3年做到的事情),以及全球的生产制造的生产方式(这一点还没有做到,但是一定会被做到)。

我相信到了10年后,我们不仅可以讨论中国的消费互联网、新能源汽车、游戏对于世界的更大的影响,也可以探讨中国的软件企业,怎么借助中国的工程师红利、产品经理红利、公共数据红利,以及人工智能技术,定义数字化转型是如何实现的,定义人工智能是如何普及的。

我相信那个时候,这样一套全球领先的经验与实践,会被称为“中国式数字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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